在几近黑箱的中国高层政治里，每年有两个窗口开放，一个是春季的“两会”，一个是秋季的党代会。虽说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的成员有很大重合，却分属总理和总书记不同的主场；虽说同样都属于严格控制议题、议程和代表人选的政治剧场，却有着不同的政治意涵。所以，虽然外界很难从这些刻板、虚伪的表演性例会中发现有价值的政治趋势，像2012年薄熙来那样富有戏剧性的角色不是每年都有的，却也不得不耐心地旁听、旁观，希望从哪怕任何微小的信号中解读出黑箱里的变化。
两点变化
2019年的“两会”，虽然召开日期一如既往，如同节气一般准时到来，仍然遭遇十分微妙的时机。首先，历时八个月的中美贸易谈判紧赶在两会前夕进一步休战，中方以难以想象的大幅妥协接近达成协议，成功争取到美方延缓追加关税，然后可能在两会结束后迎来习特峰会，进而为此次贸易战暂时划上一个句号。这一局面避免了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对两会可能造成的直接冲击，为两会营造了一个相对平静、良好的环境。
其次，本应去年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拖延至今，遥遥无期，显见党内的分歧难以弥合，去年三中全会和人大修宪之后的震荡仍未消停，一年来党内外围绕经济路线和贸易战议题的争论和斗争都在加剧。只是，在党内派系和党外的公民社会都被严厉镇压之后，这些分歧和争论都不可能以对抗性方式或者派系之间的斗争体现出来，更多的只能以相当细微、不容易辨别的话语差异和政策差异来表达路线差异。
事实上，这些出现在两会上的细微话语差异对中国政治而言，可能是相当重大的变化。
例如，在周二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满头大汗的李克强并没有谈及“中国制造2025”，也没有太多重复“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习氏套话，而是着墨在减税减负、促进民营经济、改善养老、托幼和增加大病医保给付这样的经济、民生议题上。特别是有关两万亿规模的减税政策，不仅收获了在场代表持久的掌声，连同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3月6日记者会上对消费和内需的强调，都在明示中国经济路线的调整。
被倒逼出的结构性改革
这一调整发生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贯穿着整个报告的基调。换句话说，中美贸易战如同未出席的主角或者阴影，在本次两会的会场内外无所不在，主导着会议进程，和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如同过去一年里所发生的，美国政府作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身份主导着过去一年来中国的公共议程。只是，在李克强报告中结构性改革的提法被淡化，被包装为习氏话语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但是无论如何包装，这种对美国结构性改革要求的内化，已经构成2019年两会和未来路线的调整方向。
历史上，这一调整大概只有1958年“大跃进”和1978年“洋跃进”两次跃进之后的调整可以相提并论。过去六年习近平主导的经济路线从激进程度上讲，堪称“习跃进”。李克强今年的工作报告，某种意义上或许代表了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党内务实派的共识，而且显示出技术官僚们开始重新尝试主导经济路线的迹象。
在过去六年，习近平先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造2025”等激进扩张和鼓励国进民退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反市场主义，作为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实现2035民族复兴目标的纲领性路线，逐渐招致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批评，成为引发中美贸易战和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并伴随中兴、华为和半导体行业的系列麻烦和猪瘟的大面积传播，尤其在去年9月后因民企不安全感加深引发社会恐慌情绪蔓延，和随后北京一些经济学家和红二代领袖人物罕见的高调批评。
这些压力通过舆情反馈机制上达层峰，可以部分解释四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中国代表团在中美贸易谈判的立场变化。而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可谓一个路线转向的开始，调整了“习跃进”的扩张倾向，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内需和民生，并且重新确立“保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目标，为此李克强政府有着充分理由促进和保障民企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也就是美方所提出的有限的结构性改革。
在这个意义上，今年的人大会议，包括李克强的减税建议和对《外商投资法》的三读审议，都更像是提前落实美方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如同去年以进口博览会主动扩大进口、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字眼内化结构性改革一样，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提前将美国政府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中国化。
当然， 相比中美贸易谈判破裂从而引发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的直接冲击，这样做显然安全得多，也可能避免在中国国内引发因大规模失业或社会恐慌造成的颜色革命，而更接近于1980、90年代的“和平演变”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再次考验了中共的“韧性”。只是，这次调整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并且是否可能真正避免政治震荡，都仍需未来的检验。
两点变化
2019年的“两会”，虽然召开日期一如既往，如同节气一般准时到来，仍然遭遇十分微妙的时机。首先，历时八个月的中美贸易谈判紧赶在两会前夕进一步休战，中方以难以想象的大幅妥协接近达成协议，成功争取到美方延缓追加关税，然后可能在两会结束后迎来习特峰会，进而为此次贸易战暂时划上一个句号。这一局面避免了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对两会可能造成的直接冲击，为两会营造了一个相对平静、良好的环境。
其次，本应去年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拖延至今，遥遥无期，显见党内的分歧难以弥合，去年三中全会和人大修宪之后的震荡仍未消停，一年来党内外围绕经济路线和贸易战议题的争论和斗争都在加剧。只是，在党内派系和党外的公民社会都被严厉镇压之后，这些分歧和争论都不可能以对抗性方式或者派系之间的斗争体现出来，更多的只能以相当细微、不容易辨别的话语差异和政策差异来表达路线差异。
事实上，这些出现在两会上的细微话语差异对中国政治而言，可能是相当重大的变化。
例如，在周二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满头大汗的李克强并没有谈及“中国制造2025”，也没有太多重复“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习氏套话，而是着墨在减税减负、促进民营经济、改善养老、托幼和增加大病医保给付这样的经济、民生议题上。特别是有关两万亿规模的减税政策，不仅收获了在场代表持久的掌声，连同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3月6日记者会上对消费和内需的强调，都在明示中国经济路线的调整。
被倒逼出的结构性改革
这一调整发生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贯穿着整个报告的基调。换句话说，中美贸易战如同未出席的主角或者阴影，在本次两会的会场内外无所不在，主导着会议进程，和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如同过去一年里所发生的，美国政府作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身份主导着过去一年来中国的公共议程。只是，在李克强报告中结构性改革的提法被淡化，被包装为习氏话语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但是无论如何包装，这种对美国结构性改革要求的内化，已经构成2019年两会和未来路线的调整方向。
历史上，这一调整大概只有1958年“大跃进”和1978年“洋跃进”两次跃进之后的调整可以相提并论。过去六年习近平主导的经济路线从激进程度上讲，堪称“习跃进”。李克强今年的工作报告，某种意义上或许代表了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党内务实派的共识，而且显示出技术官僚们开始重新尝试主导经济路线的迹象。
在过去六年，习近平先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造2025”等激进扩张和鼓励国进民退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反市场主义，作为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实现2035民族复兴目标的纲领性路线，逐渐招致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批评，成为引发中美贸易战和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并伴随中兴、华为和半导体行业的系列麻烦和猪瘟的大面积传播，尤其在去年9月后因民企不安全感加深引发社会恐慌情绪蔓延，和随后北京一些经济学家和红二代领袖人物罕见的高调批评。
这些压力通过舆情反馈机制上达层峰，可以部分解释四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中国代表团在中美贸易谈判的立场变化。而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可谓一个路线转向的开始，调整了“习跃进”的扩张倾向，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内需和民生，并且重新确立“保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目标，为此李克强政府有着充分理由促进和保障民企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也就是美方所提出的有限的结构性改革。
在这个意义上，今年的人大会议，包括李克强的减税建议和对《外商投资法》的三读审议，都更像是提前落实美方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如同去年以进口博览会主动扩大进口、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字眼内化结构性改革一样，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提前将美国政府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中国化。
当然， 相比中美贸易谈判破裂从而引发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的直接冲击，这样做显然安全得多，也可能避免在中国国内引发因大规模失业或社会恐慌造成的颜色革命，而更接近于1980、90年代的“和平演变”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再次考验了中共的“韧性”。只是，这次调整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并且是否可能真正避免政治震荡，都仍需未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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